古代王朝更迭时，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？(2)******

到了隋朝，得益于政治上再度实现南北统一，广泛的全国市场也重新出现。汉末长久以来的政治动荡与分裂使得铸币五花八门、轻重不一，也需要一种新的货币规范。隋文帝开皇初年，采用相对来说比较合乎标准的五铢钱，大约每千枚重四斤二两，但整体市场上的钱币很杂乱，民间仍有私铸的现象。开皇三年（583），要求各个贸易关口严格查钱，合乎标准的钱才能入关，而不符合标准的钱要没收改铸，一些旧钱如常平五铢（北齐）、五行大布（北周）、永通万国（北周）等钱，两年内禁止流通。于是，开皇五年（585）以后，逐渐形成了以隋五铢为主的货币。

五铢钱的大小、轻重适中，采用与文字一样高低的外郭，从而保护钱文，使之不容易磨损。至此以后，古代钱币的基本重量固定下来，即便是在唐废五铢钱以后，新钱的大小轻重仍然以五铢钱为标准，被称为是“中国历史上用得最久、最成功的钱币”，今天新疆一带乃至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也有五铢钱出土。

唐宋货币，其生命超越创造它的王朝

货币在唐代产生了重大变革，首先体现在货币的名称上。唐以前的货币，以五铢钱为典型，差不多都是以重量为名称，从这个意义上看，钱币依然是一定重量的“铜块”，而唐朝开始，钱币改称“宝”，如通宝、元宝，并冠以当时的年号。在钱币学家看来，这说明货币更加具有社会意义，钱币成为支配人类社会的“宝物”。

如前文所述，钱上铸年号，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，唐代最开始铸造的钱币也并不是年号钱。唐高祖统治初期，仍用隋之五铢钱和其他古钱币。武德四年（621）七月，废五铢钱，行开元通宝钱，“径八分，重二铢四累，积十文重一两，一千文重六斤四两”。（《旧唐书·食货志》）从此，铜钱不再以重量来铸名，而是改称“通宝”流通。通宝即“通行宝货”，唐人有“钱者通宝，有国之权”的说法。同时，开元通宝将五铢钱时代的二十四铢进一两改为十钱进一两，是度量单位上的大变革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武德年间铸造的这批钱币究竟叫“开元通宝”还是“开通元宝”，争议持续了上千年。《旧唐书·食货志》里说：“其词先上后下，次右左读之（即直读，开元通宝）。自上及右回环读之（即旋读，开通元宝），其义亦通，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。”史书讨巧地认为，两种读法都是有道理的，便将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抛给了后来者。当今主流观点认为，虽然唐宋期间的不少文献都有“开通元宝”的说法，然而，两晋南北朝以降，钱文的读法为直读，唐初的货币也应尊重这一传统，也就是读作“开元通宝”。

开元通宝，一般也被称为开元钱。这里的“开元”比唐玄宗的“开元盛世”早了一百年，因此并不是年号钱。它的含义，从字面意义上讲，似乎就是想要开创一个新纪元，将从前旧的、不够完美的痕迹抛弃，寄寓着美好的政治想象。也由此，后世还有仿铸“开元通宝”的现象。

清代民间铸造的“开元通宝”。来源/王钊《开元通宝的产生及意义》

唐乾封元年（666）所铸造的“乾封泉宝”才是正式的年号钱，然而没有行用一年就作废了。此后，唐代还铸造过许多年号钱，如乾元重宝、大历元宝等。毫无疑问，唐钱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开元钱，它是唐代三百年间最主要的钱币，唐以后还流通了上千年，且其轻重、大小成为后来制钱的楷模。宋时有诗人叹道：“半轮残月掩尘埃，依稀犹有开元字。”甚至到了清朝，较为偏僻的两广地区市场上仍然流行着开元钱。

开元钱对周边国家也有深刻的影响，东至今朝鲜、日本，西至今阿富汗境内，都有开元通宝的仿铸和使用。以开元钱为核心，形成了一个货币文化体系，维系着整个东亚、东南亚的货币制度稳定与区域经济发展。

史家常以汉唐并举，其发行的铸币同样也是如此。五铢钱自汉武帝元狩五年起，在汉朝三百多年没有什么变动；而唐代武德四年（621）起用开元通宝钱，两三百年间也没有什么变动。吕祖谦说：“自汉至隋，惟五铢之法不可易；自唐至五代，惟开通之法不可易。”（这里使用了“开通元宝”的读法）足见五铢钱、开元钱深刻的影响。

到了宋代，货币文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。宋代铸币书法布局优美，每个皇帝统治时期几乎都有新的铸币，甚至每隔几年就会出一种新钱。

从货币经济价值上看，这种多变的铸币看似并不利于交易的稳定，实则不然。不同种类的宋钱，变的是上面的年号，而钱的大小轻重几乎不怎么变化，年号可以看做钱币的年份版次，不同版本的钱币并不阻碍其流通。

宋代的货币文化深刻影响着周边地区，越南在北宋时期开始铸造与中国钱相似的货币，朝鲜的铸币也自北宋始。在高丽、日本、交趾三国，宋钱都是主要流通货币。从唐朝至明末，流入日本的中国铜钱在日本作为主币使用。彭信威先生将镰仓幕府时期的日本称为“宋钱区”。

唐宋钱币在明清依然得到一定流通。明代铸币规模较小，明代流通的铜钱中，明钱只占一小部分，大部分是唐宋钱，就连私铸，往往也是铸唐宋钱。顾炎武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中说，在福建漳浦县，嘉靖三年四年用元丰钱，七年八年用元祐钱，九年十年用天圣钱，万历三年又用熙宁钱。《日知录》中也提到“予幼时见市钱多南宋年号，后至北方，见多汴宋年号…………间有一二唐钱。”这些宋钱，质精且多，被称为“好钱”，甚至有不少是从地下掘出来的，导致本朝发行的新钱“废不用”。（《五杂俎》）看上去，明人对各式各样的宋钱都充满了偏爱，什么都用，就是不太爱用自己本朝发行的钱币，这也是颇为奇特的现象。

货币与政权的命运

新朝历战乱而建立，往往经济凋敝、百废待兴，市场上铸币芜杂，轻重不一，导致交易中诈伪横行。因此，便有了规范货币使用的要求。前朝的货币命运如何，一定程度上也要取决于新铸币的质量好坏，能否真正替代旧钱。历代也有过以官方发行的新铸币兑换民间缺斤少两的“恶钱”、兑换民间流通的古钱币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新旧钱币实现平滑地过渡，而旧钱依然在市场上继续流通。

铜铸币之外，中国历史上一度通行过纸币。元代极力推行纸币“宝钞”，限制金属货币的流通，但是在维持纸币币值稳定的方面，是非常失败的。元末通货膨胀、物价高涨，人民生活困难，而元朝政府也无力处理趋于崩溃的经济体系，进一步滥发钞票，只是雪上加霜。列宁的名言“毁灭一个社会的最有效的方法是，毁灭其货币”足证这段历史，在无法遏制的纸钞持续走低与国内日趋紧张的局势之中，元朝走向灭亡。元代的宝钞，也随着政权的灭亡而消泯了。

元至元通行宝钞。来源/中国钱币博物馆

明朝初年，也仿照元朝的做法，用钞不用钱，后来才加以变通。直至纸币价格不受控制，才最终以银钱支付。明正统以后，宝钞并不通行，“钞”用以表示货币却已经深入人心，明末仍以“钞”表示货币，如“银钞”或“钞银”，实际上指的是银、钱，而不再专指纸币。

清军刚入关时，允许明钱流通：“初户部以新铸钱足用，前代惟崇祯钱仍暂行。”（《清史稿·食货志》）我们今天看到的崇祯通宝，其背面印有满文的“宝泉”，或有汉文的“清忠”，两个对立政权的象征全然出现在同一枚货币之上，或许与此有关。

随着清人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稳定统治，前朝的货币便随着朝廷的禁令成为历史。《清史稿·食货志》中说：“馀准废铜输官，偿以直，并禁私铸及小钱、伪钱，更申旧钱禁。嗣以输官久不尽，通令天下，限三月期毕输，逾限行使，罪之。”就是在说，清朝在稳定之后，要求回收铜钱到官府，并且严禁私铸、严禁旧钱。

然而，长久以来市面上通行的古钱很多，一朝禁止势必导致经济动荡。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），学士徐乾学上疏，认为只要便于百姓生活，古钱、今钱可以共同使用，而且这是自古便有的事情，“自汉五铢以来，未尝废古而专用今”。而且，在钱法混乱、经济动荡的时候，能够“资古钱以澄汰”，所以古钱得以易代流通。康熙帝认同他的说法，“尽宽旧钱废钱之禁”。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），两广总督李侍尧请禁旧钱伪钱，清廷则重点查收吴三桂留下的“利用”“洪化”“昭武”等伪钱，仍允许旧钱的流通。（《清史稿·食货志》）

清廷虽然严申钱币之禁，但其重点打击对象，其实是民间私铸和一些抗清势力铸造的伪钱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清廷支持古钱的流通，清代有组织地回收旧钱并折价兑换为本朝铸币。随着历史的发展，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发密切，货币种类日益繁多，铸币方面既包括传统的白银、铜钱等，也有外国流入的洋钱。晚清引入了新的铸币技术，铸造新的“铜元”，但只通行于部分省份。

广东省造每百枚换一圆光绪元宝铜币。来源/中国钱币博物馆

翰墨风流冠古今——读《兰亭序》******

　　作者：李昕 单位：中国书法家协会

　　有“天下第一行书”美誉的《兰亭序》，问世近1700年，是世人心慕手追的书法佳作，也是流传千古的文学名篇。王羲之书法流传至今，蕴含强大生命力与艺术美，不只是技法，更是文化依归。《兰亭序》以无声语言承继中华文化传统，成为华夏民族不朽的精神载体。赓续文脉传统，陶铸时代精神，走好创变之路，这或许是《兰亭序》留给今人的重要启示。

唐代冯承素摹《兰亭序》

　　一

　　文史大家周汝昌曾说，中华文化有三大国宝——《兰亭序》《文心雕龙》《红楼梦》，皆属极品，后人难以企及。在他看来，这三者存在“多谜性”——异说多、争议多、难解多，历代史家着力注疏考证，唯此三者称最。有“天下第一行书”美誉的《兰亭序》，罕书珍墨，绝代佳作，单是太宗心仪右军、萧翼计赚兰亭以及兰亭下落、真伪、论辩等趣闻轶事就吊足世人胃口，成为经久不息乐此不疲的文化谈资。

　　相传《兰亭序》为王羲之酒酣耳热之际乘兴挥毫而成。作品二十八行，三百二十四字，以鼠须笔写在蚕茧纸上，遒媚飘逸、圆转流美、劲健婀娜。据说次日，王羲之酒醒，展卷捧读钟爱无比，便试着伏案重写，结果均未有原来神韵，不禁感慨，“此神助耳，何吾能力致。”

　　在书法史上，《兰亭序》是神来之作，谜一般的存在……

　　二

　　公元353年（东晋穆帝永和九年）的上巳节，与往年并无二致。北方战事依然胶着。大地复苏，春光日暖，人们来到水边沐浴洗濯，祈福祛邪，是为修禊。文人雅士借机邀约相聚，赏景听琴，品茗饮酒，吟诗作赋，是为雅集。这年的上巳节注定与众不同，右军将军、会稽内史王羲之召集了名垂青史的修禊雅集。

　　会稽山阴的兰亭，四周崇山峻岭、茂林修竹、清流急湍……天地澄澈，一如王羲之心境澄明。风和日丽，风物闲美。大家列坐溪水两侧，觞置于溪中，顺流而下。依约定，觞停于面前，就得赋诗，否则罚酒三杯。于是，一时饮酒吟诗好不畅快，一唱一和尽显文士风流。

　　参加雅集凡四十二人，王、谢、郗、庾等世家大族悉数到场：王羲之、王徽之、王献之、王凝之、王玄之、王蕴之、王丰之、王肃之、王彬之、王涣之、徐丰之、曹茂之、曹礼、曹华、孙绰、孙统、孙嗣、谢安、谢万、谢瑰、谢滕、谢绎、郗昙、庾友、庾蕴、魏滂、桓伟、羊模、孔炽、后绵、刘密、虞谷、虞说、任儗、袁峤之、华茂、劳夷、华耆、卞迪、丘髦、吕本、吕系。

　　王羲之，时年五十。两年前到任会稽，主持郡内事务。

　　谢安、谢万，兄弟二人才器出众。谢安33岁，此时距“淝水之战”尚有三十年，但已声扬天下。

　　孙绰，39岁，少因文闻名。当世名人去世，必延请撰文，刊石刻碑。曾作《游天台山赋》，文辞颇得好评，他对友人说：“卿试掷地，当作金石声也。”掷地有声即出典于此。

　　郗昙，33岁，散骑侍郎，太尉郗鉴之子、王羲之妻弟，善草书，“密壮奇姿，抚迹重熙，若投石拔距，怒目扬眉”。

　　庾友、庾蕴，司空庾冰之子，颇有声名。

　　…………

　　据考，雅集十一人成四言五言诗各一首，十五人各成诗一首，十六人诗不成，罚酒三觥。诗作辑为一册，王羲之担纲作序，是为《兰亭序》：

　　永和九年，岁在癸丑，暮春之初，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，修禊事也。群贤毕至，少长咸集。此地有崇山峻岭，茂林修竹；又有清流激湍，映带左右，引以为流觞曲水，列坐其次。虽无丝竹管弦之盛，一觞一咏，亦足以畅叙幽情。

　　是日也，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，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，所以游目骋怀，足以极视听之娱，信可乐也。

　　夫人之相与，俯仰一世，或取诸怀抱，悟言一室之内；或因寄所托，放浪形骸之外。虽趣舍万殊，静躁不同，当其欣于所遇，暂得于己，快然自足，不知老之将至。及其所之既倦，情随事迁，感慨系之矣。向之所欣，俯仰之间，以为陈迹，犹不能不以之兴怀。况修短随化，终期于尽。古人云：“死生亦大矣。”岂不痛哉！

　　…………

宋代马远《王羲之玩鹅图》

　　三

　　世间的美好，往往妙不可言；艺术的魅力，常常难以形容。面对《兰亭序》，或是初初相见，或如故交重逢，总有愉悦欢欣自心底充盈而出，那是神交意会之感，“翩若惊鸿，婉若游龙，荣曜秋菊，华茂春松。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，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。”

　　孙过庭以“体五材之并用，仪形不极；象八音之迭起，感会五方”形容书法之妙，如果前者即言点画结体章法，后者可谓笔墨韵律节奏，二者相得益彰相映成趣。细观“兰亭”，点画笔法，灵动流畅，挺逸隽美；结体安排，疏密有致，得体匀美；章法意蕴，行云流水，生动盎然。

　　《兰亭序》美在笔墨技法。黄庭坚说：“反复观之，略无一字一笔不可人意。”赵孟頫感慨：“书法以用笔为上，而结字亦须用工。盖结字因时相传，用笔千古不易。右军字势古法一变，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，故古今以为师法。”董其昌评价：“其字皆映带而生，或小或大，随手所如，皆入法则，所以为神品也。”诚如王羲之所说：“视形象体，变貌犹同，逐势瞻颜，高低有趣。分均点画，远近相须；播布研精，调和笔墨。锋纤往来，疏密相附，铁点银钩，方圆周整。”单论全篇20个“之”字，极尽变化，与上下左右呼应有致，顾盼生姿，无丝毫违和。

　　《兰亭序》美在文字文本。扬雄有“言，心声也；书，心画也”之说。书法是汉字书写艺术。如果说汉字是书法的形成基因，文本则是内在灵魂。作为文化独特标识，书法经典必定历经时间打磨、沉淀时代精华。《兰亭序》是世人心慕手追的书法佳作，也是流传千古的文学名篇。吴楚材、吴调侯选注《古文观止》评道：“通篇着眼在死生二字。只为当时士大夫务清谈，鲜实效。一死生而齐彭殇，无经济大略，故触景兴怀，俯仰若有余病。但逸少旷达人，故虽苍凉感叹之中，自有无穷逸趣。”

　　雅集之序，写尽人生。

　　四

　　两年前，王羲之挈妇将雏来到越中，安家蕺山之下。会稽是摄政王司马昱的封地。二十三年前，会稽王司马昱尚年幼，王羲之被选为会稽王友。六年后，调入征西将军庾亮府任参军……看惯狼烟烽火旌旗猎猎，看淡刀光剑影鼓角争鸣，看倦权臣争斗尔虞我诈，他抽身军旅沙场，远离建康权力漩涡，得机赴任会稽。

　　浙水越地，山清水秀，王羲之深为吸引，“初渡浙江，便有终焉之志”。故主新差，内史衙门生涯不轻松。饱经战事袭扰的江南，民生废弛，满目疮痍。“自军兴以来，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返者众，虚耗至此，而补代循常，所在凋困，莫知所出。”“此郡之弊，不谓顿至于此，诸逋滞非复一条。”现实惨淡，他尽忠竭力为郡务奔走操劳。

　　上任次年，逢旱灾，粮食歉收，百姓饥馑无着。商绅囤积居奇，朝廷以储备军粮为由驳回王羲之赈灾请求。情势危急，他心急如焚，下令断酒节粮，居然有人反对。他向友人坦陈：“百姓之命倒悬，吾夙夜忧，此时既不能开仓庾赈之，因断酒以救民命，此有何不可。……吾复何在，便可放之，其罚之制，宜严重，可如治日，每知卿同在民之主。”他恢复建设漕运，减轻刑罚以解决用工难，严惩贪盗官米的“鼠耗”行为。得知吴会百姓赋役尤重，他上疏据理力争，减轻赋税徭役等策多为朝廷采纳。

　　虽劳心费力，但民有所得令其颇感欣慰。他致信谢安：“顷所陈论，每蒙允纳，所以令下小得苏息，各安其业。若不耳，此一郡久以蹈东海矣。”不怠政鱼肉百姓，惠民济生，善莫大焉。后世欧阳修治理滁州，有“上之功德，休养生息，涵煦于百年之深也”的感叹，为民之心，同出一理。

　　年前北伐战况不利，在王羲之意料之中——主帅殷浩是好友，但非帅才，王羲之数次上书反对无果，民扰国耻，徒增感伤。意料之外的是次年兵败殷浩被贬庶人，郁郁寡欢不久便亡故。一念过往，一念将来。命若草芥。乱世之时的上巳时节，万物发春华，案牍劳形之余，广袤天宇之下，畅叙幽情，自然生发关乎生命的感慨……

　　800年前的上巳节，孔子问弟子志向。曾点侃侃而谈：“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”“孔子喟然叹曰：“吾与点也！”一幅国治民安和乐景象。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，文人仕宦心中的济世情怀多有相似。如今，时间做了注解：世殊事异，所以兴怀，其致一也。

明代文徵明《兰亭修褉图》（局部）

　　五

　　雅集，集的是文人文翰，雅的是文兴文心。金谷诗会仿若昨日。

　　石崇是西晋权臣，有诗名。他以重金在洛阳建造别墅“金谷园”，置奇花异草珍禽怪兽亭台楼榭，郦道元《水经注》有“清泉茂树，众果竹柏，药草蔽翳”，即言蔚为壮观。石崇与左思、潘岳等常在此聚会结社，史称“金谷二十四友”。

　　296年，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将返长安，石崇召集诗会饯行。左思、潘岳、刘琨、陆机、陆云等三十人参加。石崇为诗会文集撰《金谷诗序》。雅集盛况，序言可见一斑：

　　余以元康六年，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、徐诸军事、征虏将军。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，去城十里，或高或下，有清泉茂林，众果、竹、柏、药草之属，莫不毕备。又有水碓、鱼池、土窟，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。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，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，昼夜游宴，屡迁其坐，或登高临下，或列坐水滨。时琴、瑟、笙、筑，合载车中，道路并作；及住，令与鼓吹递奏。遂各赋诗以叙中怀，或不能者，罚酒三斗。感性命之不永，惧凋落之无期，故具列时人官号、姓名、年纪，又写诗著后。后之好事者，其览之哉！凡三十人，吴王师、议郎关中侯、始平武功苏绍，字世嗣，年五十，为首。

　　石崇笔墨才情描绘的良辰美景管弦之盛宴酣之乐，不过是豪门骄纵醉生梦死的真实写照。耽于逸乐，欢娱终有尽。乱世之中，生如蜉蝣，难怪要“感性命之不永，惧凋落之无期”。后世杜牧过金谷园，触景生情写下：“繁华事散逐香尘，流水无情草自春。日暮东风怨啼鸟，落花犹似坠楼人。”诗人感慨石崇与歌妾绿珠传说，这何尝不是对朽腐王朝富奢豪族逝如落花的悲叹呢？

　　兰亭雅集，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，则有不同况味。

　　《世说新语》记载：“王右军得人以《兰亭集序》方《金谷诗序》，又以己敌石崇，甚有欣色。”苏轼曾为《右军斫脍图》题跋，“兰亭之会或以比之金谷，而以逸少比季伦，逸少闻之甚喜。金谷之会皆望尘之友，季伦之于逸少如鸱鸢之于鸿鹄，尚不堪作奴，而以自比，决是晋宋间妄语。”《世说新语》用词意味深长，耐人寻味。同仁点破玄机，兰亭有抗衡金谷之味，一个“方”字，与“敌”对应，非仿效、比拟可解。王羲之会心而喜——心气趣味相异，岂是比拟，简直不屑。序文“虽无丝竹管弦之盛”足见轻蔑之意。他作《兰亭诗》：“鉴明去尘垢，止则鄙吝生。体之固未易，三觞解天刑……”

　　一个于张扬中尽显豪奢享乐之气，一个在清新中展现淡雅豁达之风；一个是荒诞放纵时代下社会垂死的哀荣，一个是散逸自在人性中生命价值的探求。同为官宦之人，为文境界高下立判。再看石崇、刘琨等悲剧人生，何为文？何来雅？

　　流水潺潺，春草萋萋，风流总如落花流水风吹去。世间万象，人事沧桑，存乎一心。

　　六

　　一部《兰亭序》，半部魏晋史。

　　死生亦大矣。这是《庄子·德充符》中记述孔子的感慨，由此他赞誉鲁国兀者王骀内心之德，“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，命物之化而守其宗”。追问生死是探寻生命终极价值的哲学基本命题。对待生死，隐忍抑或暴怒，回避抑或直面，随性抑或持重，因人而异。家国危难，宦海浮沉，人事变迁，经历是是非非起起落落浮浮沉沉，生死之境、得失之道如此真实呈现，岂不痛哉？

　　几位特殊人物的离去，让王羲之刻骨铭心。

　　父亲王旷，朝廷肱股之臣。经过八王之乱，西晋岌岌可危，他力主南渡建康，孤军在北伐前线征战。310年，在当年白起围歼赵括军队的长平，与北方之敌激烈交战，全军覆没，王旷就此生死不明。《晋书》说王羲之“幼讷于言”。仓皇南渡，经历簪缨之族的家道中落，父亲是如影随形却难以言说的痛楚。对王旷，能臣功业，一念之下，生死凶险难料；对王羲之，幼年失怙，一朝之间，人间冷暖尽知。

　　叔父王敦，东晋立国重臣。王敦颇赏识王羲之，曾当面赞誉，“汝是我佳子弟，当不减阮主簿”，寄予光耀王氏家族厚望。王敦行事强势，功高震主而致“王敦之乱”，终死于军营。王导等惊恐万分，惶惶不可终日，所幸皇帝并未株连治罪。王敦从功臣到罪人的逆转，确是不小的震动。父亲不明就里消失的阴影未散，叔父谋逆病死如同大山，压在家族门楣上，让人喘不过气来。

　　说到王敦，还得提周顗。周顗是当朝德高望重的名士。某日，13岁的王羲之慕名拜访，席间上“牛心炙”，当着一众宾客，周顗离席亲自切下牛心给王羲之。这是至高荣耀。王羲之年少声名鹊起，周顗有知遇之恩举荐之功。这样一位正直高古之士，却被王敦发兵建康时杀害了。好友劝他躲避，他慷慨道，“吾备位大臣，朝廷丧败，宁可复草间求活，外投胡越邪？”周顗的惨遇，王羲之有动容感慨，更有惊诧震撼。

　　23岁时，王羲之出仕。经历司马昱王府任职，再转庾亮将军府幕僚。庾亮顶着压力准备北伐，不幸遇挫，怏怏而卒，临终前向朝廷举荐王羲之“清贵有鉴裁”。庾翼接任，依然器重王羲之，依然积极北伐。

　　永和元年，庾翼病死北伐军中。此前，王导、郗鉴、庾亮等一位位器重他的重臣良将先后离世，生死意象竟如此惨淡。

　　桓温势力崛起，起用殷浩成为朝廷首选。永和三年，王羲之接受殷浩推举，担任护军将军。司马昱、殷浩积极准备北伐。国难之时，殷浩、桓温不睦，王羲之毅然出面，“密说浩，令与桓温和同，不宜内构嫌隙，浩不从”。眼见北伐行将重蹈覆辙，他改变了素来支持北伐的态度，再三上书劝阻。一意北伐，难逃国家蒙乱，百姓遭劫。支持北伐，只有失败；反对北伐，只有失望。当殷浩和司马昱主意已定，王羲之唯有抽身而退，失望而归。

　　离开军营，暂居建康。殷浩敬仰王羲之为人，“逸少清贵人，吾于之甚矣，一时无所后”，修书力劝他出来任职。“悠悠者以足下出处足观政之隆替。岂可以一世之存亡，必从足下从容之适？”天下之治，由得贤也；天下不治，由失贤也。怎能以国家存亡大义服从个人散淡闲逸的生活志趣呢？

　　这次，听从殷浩建议，王羲之上任右军将军、会稽内史。这就有了后来的《兰亭序》。

　　七

　　魏晋风度，一种标志性的时代精神和文化现象。

　　国家战事频仍、社会动荡不安，饱受物质和精神之苦，却形成中华文明史上独树一帜的魏晋风度。“立异于众贤之外，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。”张扬乖张放达的求真、回归清丽质朴的尚简、追求俊逸奔放的崇美，风行文人圈。由此，“晋人以虚灵的胸襟、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，乃能表里澄澈，一片空明，建立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。”反映到书法领域，文人自我内省和率性表达，“把笔抵锋，肇乎本性”，风流自赏、我手写我心，率真简淡、妍美流畅成就尚韵书风。

　　宋代蔡襄激赏晋书风韵，“书法惟风韵难及。虞书多粗糙，晋人书，虽非名家，亦自奕奕有一种风流蕴藉之气……可以精神解领，不可以言语求觅也。”行草书更见其精髓。宗白华曾评析晋书美学意蕴：“行草艺术纯系一片神机，无法而有法，全在于下笔时点画自如，一点一拂皆有情趣，从头至尾，一气呵成，如天马行空，游行自在。又如庖丁之中肯綮，神行于虚。这种超妙的艺术，只有晋人萧散超脱的心灵，才能心手相应，登峰造极。”

　　从东汉到魏晋，亦是隶变时期，楷行草等书体正逐步定型，书法审美新风尚正待形成。书法艺术性相较实用性愈渐凸显，质朴稳厚的篆隶书风流变为遒劲晓畅的行草书。王羲之博采众长，行书创变自成一路——精妙流美的字体体现楷法的完备，飘逸俊雅的笔法隐含楷书的健朗。《兰亭序》个性洒脱、意趣盎然、意韵深厚的书风即为典型，因应了社会审美需求。

　　梁武帝萧衍以“龙跳天门，虎卧凤阙”形容王羲之书法。虎卧是力度与厚实，是端庄稳健的风貌；龙跳是雅致与散逸，是畅快流动的气息。动静相应，方圆并用，是为中和之美。《兰亭序》内擫取势，聚力凝神；外展妍美，清新俊雅。“不激不厉，而风规自远”，尽现中和神韵。物象之美、意象之妙、情象之趣，王羲之“我书我心”走出书法发展的另一境途。

　　明代项穆曾说：“圆而且方，方而复圆，正能含奇，奇不失正，会于中和，斯为美善。”中和，乃书法之道。熊秉明先生将中和视为书法最高理想，中和“穷变化、集大成”，好像阳光，似乎只有白色，其实包含一切色。古今一揆。张怀瓘有评价，“右军开凿通津，神模天巧，故能增损古法，裁成今体。进退宪章，耀文含质。推方履度，动必中庸。”中和书风的形成和追捧，体现了中国传统审美价值理念和艺术情趣。故自梁唐后，王羲之书法成为“终古之独绝，百代之楷式”。

　　八

　　文化是心灵的学问，艺术是心灵的创造，书法即为心灵之道。宗白华说，中国书法是节奏化了的自然，表达着深一层的对生命形象的构思，成为反映生命的艺术。齐白石认为，中国艺术最基本的源泉是书法，对于书法若没有相当的认识和理解，那么和中国的一切艺术可以说绝了姻缘。作为华夏民族精神气质的典型象征，书法表达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律动，体现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命态度。

　　书法以笔墨呈现真实情性，体现书者对自然世界与内心世界、对宇宙生命与自我生命的映照。通人之变是书家追求的至高境界，有诸于中而形诸外，得于心而应于手。王羲之就有“书者，玄妙之伎也，若非通人志士，学无及之”之论。于哲学意蕴中，书法透露出书者的人文趣味、行为方式与价值取向。

　　衣冠南渡，风雨飘摇，群雄割据，生灵涂炭。时人崇尚老庄，大谈玄理，寄情山水，沉迷炼丹饮酒，直感慨生若浮萍。然而死生亦大矣，俗世之中，还有世俗之上。固知一死生为虚诞，齐彭殇为妄作。人生苦短，惜时悲老，还需眷念生活，经世致用，有所作为。

　　王羲之受时风影响但不为羁绊。某日，政务之余，与谢安登城远眺。谢安一番论理，便生弃世归隐之念。王羲之说：“夏禹勤王，手足胼胝；文王旰食，日不暇给。今四郊多垒，宜人人自效。而虚谈费务，浮文妨要，恐非当今所宜。”国家动荡危难，怎能安于闲谈论道？回看这段对话，堪为他会稽内史任上勤勉尽心的写照——身处乱世，生而有涯，亦当行有为之事。

　　人之在世，趣舍万殊，静躁不同。所遇之事满意，便会沉浸其中欣然自得而不知时光流逝。及其所之既倦，情随事迁，感慨系之矣。于是，悟言一室者有之，放浪形骸者有之。面对同僚龃龉掣肘，骨鲠爽直不流俗世的他再次抽身而退。不是退避，而是“志于道，游于艺”。355年，王羲之告病辞官。久在樊笼，复返自然。“修植桑果，今盛敷荣。率诸子，抱弱孙，游观其间。有一味之甘，割而分之，以娱目前。”

　　睥睨天地，人生过客，孰为重？修短随化，终期于尽。在时间面前，所有清谈虚名、权位利益都将变为陈迹，个中生死之道，任何豪杰枭雄贩夫走卒概莫能外。北伐途中，桓温见到往日手植柳树已有十围之粗，心生感慨：“木犹如此，人何以堪！”攀枝执条，泫然淌泪。此番，王羲之悠游林下，“坐而获逸，遂其宿心”。

　　世事漫随流水，算来一梦浮生。超脱世事，并非超然物外。他忧心献之婚事，致信友人：“吾有七儿一女……唯一小者尚未婚耳。过此一婚，便得至彼。”他念念不忘川蜀山水，致信周抚，“想足下镇彼土，未有动理耳。要欲及卿在彼，登汶领、峨眉而旋，实不朽之盛事。但言此，心以驰于彼矣。”

　　北方战事令人忧心。356年，琅琊临沂祖墓遭毁，不能前往整修，“痛贯心肝，痛当奈何”？国耻家恨，王羲之悲愤至极，写下《丧乱帖》。358年，意欲北伐的桓温委以谢万重任。殷鉴在前，深为忧虑，他告诫谢万，“愿君每与士之下者同，则尽善矣。食不二味，居不重席……济否所由，实在积小以致高大，君其存之。”不骄奢傲物，勿以善小不为，心性通达，循事理而行。

　　生死无常，斗酒相娱，乱世江湖醉一场；死生无畏，归去来兮，金戈铁马梦一场。叩问生死，王羲之放下的是俗念龃龉，放不下的是国事亲情。临池濡墨染翰，他于现实与精神间寻一隅安放内心的乐土。

　　书法乃指间之技、纸上之艺，更是腹内之文、心中之道。苏轼评价王羲之书法“萧散简远，妙在笔画之外”。刘熙载说：“学书者有二观：曰观物，曰观我。观物以类情，观我以通德。”读懂王羲之书法，不只是技与艺，更是安身立命的道与义——闪耀人性光辉，有道家通透放逸，也有儒家厚重健朗。如此，《兰亭序》就是参透人生、探明事理、关乎生死哲学的精彩导引，映照出中国文士澄明通透的心灵天空。

　　九

　　1310年，57岁的赵孟頫奉诏前往大都，过南浔，好友独孤淳朋前来送别，并让与《宋拓定武兰亭序》。这令其喜不自胜。“北行三十二日，秋冬之间而多南风，船窗晴暖，时对兰亭，信可乐也。”舟行途中，潜心赏玩临习，并专为之作跋，仅独孤本就有十三跋，后称《兰亭帖十三跋》。“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，悉知其用笔之意，乃为有益。右军书兰亭是已退笔，因其势而用之，无不如志，兹其所以神也。”赵孟頫感慨不已，“右军人品甚高，故书入神品。”作为二王书风承前启后人物，他道出《兰亭序》艺文兼备、技道互参、人书合一的魅力了。

　　有人说，王羲之书法流传至今，蕴含强大生命力与艺术美，不只是技法，更是文化依归。失去母体文化的艺术创作是没有出路的。唯有基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，方能使书法焕发新生。

　　正因如此，历代摹刻不断。《善本碑帖录》记载：“自王羲之《兰亭序》问世以来，临摹本中上佳者有《定武本》《神龙本》《褚摹本》《薛稷本》《落水本》《东阳本》《上党本》等18种。”《兰亭序》原本下落已成历史悬案，但众多摹本拓本艺术价值光彩熠熠。米友仁曾赋诗：“翰墨风流冠古今，鹅池谁不赏山阴。此书虽向昭陵朽，刻石犹能易黄金。”

　　后之视今，亦由今之视昔。历经近1700年，《兰亭序》以无声语言承继中华文化传统，成为华夏民族不朽的精神载体。兰亭精神历久弥新。清代沈宗骞《芥舟学画编》有“自出精意，自辟性灵，以古人之规矩，开自己之生面”。赓续文脉传统，陶铸时代精神，走好创变之路，这或许是兰亭留给今人的重要启示。

　　今天的绍兴，在兰亭故地辟有右军祠，配建流觞亭、曲水流觞等小品，定格那场雅集盛况。流觞亭廊柱有对联：“此地似曾游，想当年列坐流觞未尝无我；仙缘难逆料，问异日重来修禊能否逢君。”

　　雅集不散。此际，时空交响；此地，物我一体。

　　天地悠悠，日月光华。感谢王羲之和《兰亭序》，因为这中国文化的丰碑巨竭，我们连接前人，照耀后来！

　　《光明日报》（ 2023年01月06日 13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