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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资机构观点趋于一致:看多中国经济 做多中国资产******

  随着A股2023年强势开局,外资唱多热情持续高涨,继高盛之后,摩根士丹利也加入了再次看涨A股和人民币的队伍。

  据证券时报记者了解,不少外资机构对中国资产的看法更加乐观,认为新年行情值得期待。

  开年以来北向资金加速流入也证实了这一点。2023年以来,北向资金净流入额超330亿元,自2022年11月以来的净流入额已接近1300亿元。

  上调中国股票市场评级

  华尔街大行高盛刚发布策略报告,将明晟中国指数12个月目标从70点上调至80点,摩根士丹利紧随其后,也将明晟中国指数的年底目标上调至80点。

  1月9日,摩根士丹利分析师Laura Wang等人在最新报告中指出,2023年中国GDP和企业利润将加速增长,中国股市将成为全球表现最佳的股市。摩根士丹利维持增配明晟中国指数,并将该指数年底目标位从70点上调至80点。

  摩根士丹利研报指出,2023年中国的GDP和企业利润将加速增长,同时内外部风险均下降,这或将推动相关估值进一步上涨。

  明晟中国指数最新收盘报70.42点,自去年10月底最低点46.92点以来,已经累计反弹50%。摩根士丹利将该指数目标点位上调至80点,认为该指数还有超过10%的上涨空间。

  去年12月,摩根士丹利上调中国股票在全球新兴市场中的评级至“超配”,这是该机构对中国股市维持近两年谨慎态度后做出的首度上调。

  在进一步上调明晟中国指数目标位时,摩根士丹利指出,其正在对中国股权风险溢价(ERP)重新评估,不少因素证明属于A股的牛市周期已经开启。

  对于人民币走势,摩根士丹利同样乐观。它认为,人民币到2023年底将升至1美元兑6.65元人民币,较当前水平上涨1.8%。

 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市场策略师王滢表示,摩根士丹利目前对欧美股市、尤其美国市场较为谨慎,中国股市将成为下一阶段全球股市的领跑者,全球新兴市场都将有不错表现。“我们对中国股票市场评级上调,不仅仅是基于抗疫政策的调整。根据我们的历史经验,有七个主要类别因子,会在不同时间对股市产生较大影响,可以帮助我们更好捕捉股市的拐点。”她说。

  王滢进一步分析,“尽管宏观经济和估值两大因子并不突出,但其余五大因子正同时向好转变,包括全球收紧的流动性在明年会有明显改善;中国政策周期向好;强势美元告一段落,人民币有望重新升值;中美双边关系改善;中国的监管框架已经整体确立。”

  看多中国资产再成共识

  随着中国经济的复苏预期不断增强,A股市场与人民币汇率强势表现,外资“真金白银”加码买进中国资产。

  Wind数据显示,2023年以来,北向资金已净买入335.20亿元,其中1月5日净买入127.53亿元,这也是自2022年12月1日以来,北向资金再度单日净买入超百亿。实际上,自2022年11月以来,北向资金就已呈现出加速流入的势头,期间净买入额达1286.28亿元。

  人民币汇率在此期间也强势反弹。2023年首个交易日,在岸及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盘中双双升破6.9关口。随后,人民币汇率持续反弹走强,截至1月10日16时30分,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收盘报6.7772,新年以来已反弹逾1800点,累计涨幅达2.61%。

  北向资金与人民币汇率共振,反映了外资机构对中国资产的普遍看好。高盛1月9日发布报告称,中国股市在年内有望上涨15%,人民币则料将升至去年4月以来的最高位。

  高盛的策略报告称,将明晟中国指数的12个月目标从70点上调至80点,强调主要理由是整体估值较低,以及房地产、互联网监管和政策刺激等领域的多个支撑点。

  此外,高盛预计到今年年底人民币兑美元将升至6.5,此前的预估值为6.9。

  高盛策略团队认为:“在2023年的全球背景下,中国在经济增长、政策和通胀周期方面看起来处于有利地位。当前的市场背景让我们相信,继续减持或做空中国股票面临的风险明显高于做多中国股票。”

  除高盛外,美国银行、汇丰银行、先锋领航等外资机构也看好2023年中国资产表现。

  美国银行投资策略分析师曾指出2023年的十大交易趋势,其中的一大趋势便是做多中国股票。“中国有很高的超额储蓄,对中国股票仍然是反向做多交易策略。”

  汇丰银行预测2023年中国GDP同比增速为5.0%,并显著调高了2024年中国GDP增速预测,从4.8%上调至5.8%。

  先锋领航在最新发布的分析报告中指出,当前中国正致力于优化疫情防控措施、促进疫苗和药品研发、改善医院设施,这些手段有助于稳定经济,预计2023年3月之后,中国的整体经济将看到更为明显的反弹,中国2023年全年GDP的增速有望达到4.5%左右。

东西问·人物丨杨念群: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******

  中新社北京12月17日电 题:杨念群: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

  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 徐鹏远

  在一些学界同仁的称呼中,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有时会被唤作“杨公子”。

  这一雅号源于其名望显赫的家世。他的父亲是石化领域的知名专家,母亲是北大地理学教授;祖父杨公庶是留德化学博士,曾跟随张治中参与过国共和谈,祖母乐曼雍是同仁堂乐氏家族的三小姐;外公吴鲁强是麻省理工的化学博士,外婆梁思庄是著名图书馆学家。倘若把家族的范围再扩大一点,钱锺书和杨绛的外甥女是他的大伯母,梁思成、林徽因是他的舅公舅婆……当然族谱中最闪耀的两个名字,无疑还是他的曾祖杨度和曾外祖梁启超。

  杨念群有意与先人拉开距离,不过,家族基因有时还是会在他身上流露出些许痕迹。他自幼不缺书读,不仅祖父有藏书,周围的邻居都是大学者,每家的书房都是他的阅览室。在漫无边际的阅读中,他不知不觉地培养起了对文史的嗜好。而在治学路径的自我构建上,杨念群的“野心”更是颇有杨、梁的气魄。他想展现出一个全景式的中国历史,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的前世今生、悲喜命运。

杨念群。受访者供图

  重建一种“眼光向上”的视角

  中国新闻周刊:先请你介绍一下《“天命”如何转移:清朝“大一统”观的形成与实践》这部新作品的缘起。

  杨念群:以往二十年,大家都在谈论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对中国研究的支配性作用,以及社会科学如何本土化的问题。但我认为,社会科学方法既然来自西方,就很难在中国本土化。如果要摆脱学界“言必称希腊”的困境,只有一个办法,那就是在中国历史内部重新发现一些传统遗留下来的概念,加以重新解读,激活其中所隐藏的价值。

  还有一个原因,就是需要反思近些年“概念史”兴起的意义。概念史方法给我的启发是,能不能在中国经典文本中发掘一些本来习以为常的概念,把它放在历史脉络里重新解释。比如“大一统”,一般人可能仅仅把它的内涵单纯理解为疆域广大、人口众多,但实际上这是传统政治表述体系中最关键的概念,与许多其他概念密切相关,不能割裂开来单独理解。

  中国古代强调历史处于不断循环之中,受近代西方思想影响,我们总是批判这种循环论是一种保守落后的思维方式,却没有认真反思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思考问题。其实古人讲循环,不是简单地主张回到过去,而是希望以历史经验为根据,寻找突破现实困境的路径。

  另外,这本书还出于对史学界研究现状的思考。20世纪90年代以来,史学界掀起了一股追求“眼光向下”的热潮,突出底层民众生活与价值观的重要性。社会史倡导下的乡村基层研究迅速成为主流,原本在历史研究版图中占优势地位的政治史反而被边缘化了。因此,我更关心上层政治思维的形成过程。我试图重建一种“眼光向上”的视角,回到上层制度和执行者的层面去理解中国政治的运作逻辑。

《“天命”如何转移:清朝“大一统”观的形成与实践》

  中国新闻周刊:近二十年左右,“何为中国”似乎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。你的这本书算是这个大的潮流里的一个产物吗?或者说是对学界关于“何为中国”问题讨论的某种回应?

  杨念群:当然可归于“何为中国”这个话题范围之内,但在具体内容上并不限于对“中国”问题的讨论,而是想尽量有所区别。

  我一直认为,“中国”这个概念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出发点。但历史上“中国”内涵不断发生变动,不太容易清晰地加以界定。我们现在把它当作一个讨论对象,常常是建立在“中国”已经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的,然后再从此往前推导,好像古人也在热衷于频繁使用这个概念。其实对“中国”的使用,历朝历代均不相同。

  比如宋明士人使用“中国”的频率相对高一些,因为有利于和辽金元这些非华夏族群做对比,彰显汉人文化的优势。但清朝相对就不太喜欢用。

  近些年学界也兴起了“从周边看中国”的热潮,主张从邻近国家和东亚视角描述定位“中国”。这个角度确实有它的价值和贡献,但我感到困惑的是,只从外部看“中国”,并不意味着能取代对中国内部核心历史的认识。因此,我还是主张从内部视角去观察“中国”观念的演变,但不应局限于对“中国”本身的理解,而是应该把“中国”和其他概念关联起来进行考察。

2022年12月,黄河壶口瀑布。吕桂明摄

  中国新闻周刊:这本书的前言中你提出了一个问题,“清代‘大一统’观念不但营造出清朝上层政治秩序和地方治理模式,而且也形塑着中国人的日常心理状态。这种影响虽然经过晚清革命的强烈冲击,却至今犹存不灭。令人深思的是,为什么只有‘大一统’具有如此超强的制度、身体和心理规训能力?而其他的思想观念却没有或者只具备相对孱弱的规范力?”这个问题你有答案吗?

  杨念群:第一,中国历史传统自古就特别强调礼仪秩序的核心规范作用,每个人都是这个完整秩序的组成部分,“个人”必须融入一个统一的组织框架里才能受到保护,获得某种安全感,“个人”价值只有源自集体行为的逻辑才能展现出价值,这就为“大一统”观念提供了一个基本制度前提。第二,中国古代王朝通过对疆域的扩张和维护,建立起了对世界的想象。“大一统”就是为这个想象如何落地为实践过程而设计的一套观念,包括理论与行动两个层次的表述和实实在在的操作程序。当然,除了“大一统”外,其他概念可能也在发挥着各自的作用。比如“天下”也是被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,但它更像是一个理想设计方案,或者接近一个哲学理念,至于到底怎么落实,始终众说纷纭,语焉不详。第三,古代“大一统”观从形式上具有开疆拓土的征服气象,清朝的“大一统”观及其实践又创造出了“多民族共同体”的新面相,完全区别于以往王朝对民族关系的认识。当近代中国面临外来侵略时,“大一统”观很容易与现代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,成为抵御外侮的思想来源和动力。

游客在北京参观故宫博物院。杜建坡 摄

  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

  中国新闻周刊:你所涉及的历史和主题、研究方法都是不一样的。这似乎是你的一个特点,你的学术轨迹和研究领域通常很难被归类。很多学者都会多向地延伸自己的研究触角,但总有一个贯穿的学术抱负或者所谓的“母题”。你的“母题”是什么?

  杨念群:我理解你说的“母题”的意思是,当观察某个对象时始终会指向一个中心目标。如果说有什么“母题”的话,那就是我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,总是尝试把各种历史现象放到一个政治脉络里面去思考。说得更直接一点,我始终关心的是中国人是怎么成为“政治动物”的。

  中国人自古就好讲政治,甚至史书都是为了表达某种政治意图而撰写,一切社会或文化现象也都围绕政治过程展开。即使我们做社会史文化史研究,也要考虑其背后的政治目的到底是什么,而不能把它们切割开来单独观察。目前的历史研究总是人为地划分出“政治史”“经济史”“社会史”“文化史”等类别,明显是受到社会科学专门化训练的影响,其实古人不是这么观察历史的,中国古人基本上把历史现象一律当作一种广义的“政治”行为。至少“政治”作为“母题”,具有聚拢其他“主题”的典范作用。表现方式也是有“实”有“虚”,“实”的方面指的是那些具体采取的行动,“虚”的方面是一些隐喻式的表达。

  真正要了解中国历史的走势,不能把什么都看得太实,应该发挥想象力,更要重视那些看起来比较“虚”的部分。从某种角度说,历史是人的主观性表现,如果都做成考据那种太实的东西,也许只能揭示历史的表层现象,却展现不出深层结构。研究历史可以运用不同方法,从各个角度多向展开,但要想确定一个“母题”,就必须适当拉长时间,目光不能总是盯着一个点或一个时期,而是要寻找不同时段的历史如何连贯创造出的一个或数个主题,然后提供一个合理解释。对历史贯通性的理解是把握研究“母题”的一个基本要求。(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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